谁该站起来回答百姓？

　　赖国清

　　数年前的一天，浙江舟山一个养虾场里，一位渔家姑娘剥虾壳时手指被划破，便抹了点儿氯霉素软膏，继续干活。2001年初，奥地利对本国商场所有水产品进行全面“毒物”检测，发现德国某公司生产的部分虾仁含有违禁物质氯霉素。后经追踪检查发现，生产这些虾仁的冻虾原料来自中国舟山。他们立即对这些虾仁进行了撤市退货处理。2002年1月28日，欧盟官员公布一项决议：从当月31日起，禁止从中国进口供人类消费或用于动物饲料的动物源性产品。这一禁令，导致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数十亿元。

　　这则消息，对于对食品毒物已经习以为常且万般无奈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天呀，抹在手指上的一点点儿软膏，染到那些冻虾上的物质成份肯定微乎其微，冻虾加工成虾仁后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可人家竟然能检测发现，并且竟然因此一棒子打死中国相关产品对整个欧盟的出口！太过分了吧？对照人家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严格、对食品安全把关的严格，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日常食品安全，形容一句“食品卫生恐怖”都不算夸张。

　　从市场买回金灿灿的小米，哪知煮成粥后苦涩发臭，原来这金灿灿的小米是用化工染料将霉变小米染色加工而成。从超市买回一把感观不错的粉条，谁知这粉条入锅后硬如牛筋且异味甚浓，原来这粉条添加了化学原料甲醛。豆芽是一种家常菜，但记者暗访的录像让人看到，一些制做豆芽的作坊竟然用十余种有毒药剂摧生豆芽(有的毒药让豆芽长得粗胖，有的毒药让豆芽变得白嫩，有的毒药抑制豆芽长根)，此后再也不敢买豆芽吃了……民以食为天，现在人们每天最担心的事是害怕防不胜防地买回有毒食品。仅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每周质检报告》来看，大米、面粉、食油、酒类、饮料、水果、罐头、肉食、炒货、水产、调料、小食品，乃至野菜、生姜、红辣椒等等，无不被黑心企业或黑心经营者以全部的“聪明才智”进行过毒害伪劣加工。左邻右舍及朋友们见面，常常相互发问：“现在吃什么安全？”在“没完没了”、“十面埋伏”的有毒食品面前，老百姓早已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

　　按照职责分工，政府里至少有11个部门应在不同环节上为食品安全把关，但11个政府部门没能管好老百姓的一饭一菜；有8个政府部门在不同环节上管理肉类生产安全，但是8个部门没有管好一头猪。全国每年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高达几百起，死亡人数万人以上。食品安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吃的问题，也不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涉及人口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国家对外战略利益的问题。

　　凭心而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空前丰富，世人瞩目的成就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党政官员们都不要因此希望老百姓对自己感恩戴德，因为任何成就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而拿着人民俸禄的官员们做出的努力完全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况且，由于官员们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还履职尽责不够，如今在下面当老百姓，要过完全舒心的日子还真不容易。岂不说官场腐败、政风不正现象让老百姓忧心忡忡，单说百姓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生存需求就面对着因官员履职尽责不够而生成的种种陷阱。

　　先说种田的农民兄弟，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多年来却始终摆脱不了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合同及其他伪劣生产资料的欺骗坑害。再说老百姓的孩子(按小小孩和大小孩来说)，小小孩有如安徽阜阳100多名婴幼儿被来自国内各地的伪劣奶粉所害，成为旷世“大头娃”，其中至少13名死亡；大小孩们应该在各类学校接受教育，可是某些教育不公和各种乱收费现象如同顽疾，成为众多学生及家长的精神重负和经济重负，有的孩子被迫辍学，人们怎么呼吁也得不到很好解决。人吃五谷杂粮(而且有毒食品增多)，难免生病，但由于药费、医疗费畸高不下，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甚至一些众所周知的医疗陷阱使得他们雪上加霜。医疗资源配置不当，一些医疗单位重收费轻服务，群众看病难、难看病已成为许多地方的“常见病”。居必有其屋，但有的老百姓倾其所有，借钱贷款，好不容易买套房子，却掉进政府官员并不陌生的虚假信息、合同欺诈的陷阱，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却对黑心开发商呵护有嘉，情意绵绵……

　　老百姓面对防不胜防的种种陷阱，某些职能部门和官员却不能情为民所系。例如，每当有坑害农民的制假售假问题被揭露，政府部门人员就一味叫农民提高识别假货的能力。每当有消费者受到欺诈和伤害的案件被披露，政府职能部门和某些主流媒体（或者请来讲话的专家）也总是喜欢在警惕性、识别能力、维权意识等方面给消费者自身栽上点责任尾巴。他们那些字面没错的话虽然本末倒置，但从没有见过说话者的领导更正他们一下：如果农民和广大消费者都是识别假货、精于维权的专家，还要你们职能部门和专职官员干啥？

　　更让人不解的是，年初以来的苏丹红事件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诘问，有关部门回应说，10年前我们就不准在食品里添加化工染料苏丹红。可不幸的是，苏丹红已经在一些食品里添加了10余年。添加了苏丹红的各种食品不知道已被多少人食用而全然不知，倒是不久前被英国人从中国食品里检测发现并反馈来信息。事已至此，中国有关部门的“专家”反而先说“中国没有发现苏丹红产品”，后来又说“传统食品的致癌性往往大于苏丹红，我们不应在苏丹红事件上过分纠缠”。至于10年前就不准在食品里添加苏丹红，为什么苏丹红已经并且能够添加10余年？无人回答，无人承担责任。如果浙江舟山那位渔家姑娘摸过的冻虾加工成虾仁在国内市场销售，在无人严重中毒、无人举报的情况下，有谁会去进行毒物检测？有谁会查出那微乎其微的氯霉素物质？查出了那微量的氯霉素物质谁会说那虾仁不能吃并将其全部撤出市场？有谁会因此去告诫和监控相关产品的生产？

　　研究媒体信息，不难发现：职能部门和一些官员(包括吃着俸禄的某些专家权威)，在情感和理念上习惯于消费者受骗上当是因自身的原因而“自食其果”；对于充斥社会、危害百姓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他们经常寻找各种借口，左一个困难、右一个客观地为自己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开脱责任。于是，他们对市场的巡察和监管能力不及外地记者远道而来的一次偶然采访，甚至不及一介童叟的旁窥则探。且看：中央电视台2005年度“3．15贡献奖”第一名得主李秀英，一位下岗女工，7岁的儿子因食用有毒豆腐致患绝症。她冒着人身威胁，几年内500多次“混入”小豆腐作坊调查，揭开了黑心豆腐内幕，将大量线索提供给有关职能部门，使得几百家黑心豆腐作坊被清除。另一“3.15贡献奖”得主、上海市人大代表张文荣，利用休息时间暗访了500多家菜市，发现了大量用有毒化工原料加工处理过的食品和蔬菜(如用避孕药摧肥的黄鳝)，给政府主管部门写出了64页的长篇调查报告。据《大河报》报道，郑州市一位12岁的小学生看到黑网巴“勾去了许多同学的魂”，他经过两周的课余调查，摸清了隐蔽在学校附近的两家黑网巴及其营业、设防情况，然后向警方和文化部门举报，引导执法人员查处黑网巴。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职能部门和专职官员本应种好的“田”，种荒了，但一无职责、二无专业能力的普通群众却能艰难地为其除草。一些制假售假、违法经营、坑害百姓的单位、窝点、市场就在政府职能部门和其官员或管理人员的眼皮底下，有的已经生产、经营了多年，嚣张尘上，有目共睹，怎么他们就不知情？怎么知情了就不履行应尽的职务责任？

　　在北京城区的一个大型菜市场，笔者转遍肉食区，就是买不到未被注水的猪肉。一位摊主笑着讥讽说:“这儿的肉哪有没过注水的！您要买没注水的肉，请到中南海去看看。”在这个市场内，有固定的市场管理办公室，也有专职人员值班。但笔者经过一个冬春的观察发现，他们每天似乎只做一件事，就是下班职工正需要买菜的下午6点钟左右，用高音喇叭向摊主厉声叫喊:“收摊了，收摊了！快点，快点！”在这儿，好在没有看到管理人员与注水肉之间有什么利益关联。但是在别处，媒体上的曝光和老百姓的所见所闻早已就一些职能部门为何不能履职尽责给出了人所共知的答案。

　　应该说，只要职能部门的人员认真负责地去管，去执法，那些违法经营就一天也干不下去。在市场监管工作中，权为民用、忠于职守、刚正不阿、勇于负责的官员和基层管理人员不乏其人。在他们面前，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违法经营的就是干不下去。能干下去的，必然在管理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能干下去的“道理”。诚如一个非法注水屠宰场老板所言:“我给猪内注水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们(管理人员)也从我这里拿了不少好处，他们要彻底治理了，也就自断了好处，所以他们不管。上面真来人检查，他们还提前给我打招呼。”难怪乎，国内64%以上的食品加工企业不具备生产合格食品的能力却照样生产，82.5%的企业不按法律规定检验产品却能让产品畅行无阻地出厂销售。

　　欺民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面对种种无序现象，该作为的职能部门和官员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小学生、下岗女工等普通百姓反而胜似专职人员，中国百姓不知情的国产食品毒物有的要从国外返回含毒信息，于是不断有网友发贴子、有正义之笔在报纸上写文章，责问：谁该羞愧？谁该脸红？

　　这种责问的确问得好，但决不会有人主动承认：我该羞愧，我该脸红。首先，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者应该羞愧和脸红，但他们已经良知丧尽，贪婪心黑，脸皮异化，他们哪里还知羞愧和脸红一说！其次，那些失职渎职的基层专职人员应该羞愧和脸红，但他们有的是猫鼠之恋，有的是权钱交易，有的本来就公然勾结作崇，他们不会因此而羞愧和脸红！你看电视上的那些暗访报道，他们有过羞愧和脸红吗？监管不力的上级职能部门的官员应该羞愧和脸红，但职责缺失者，或官僚主义严重，或缺乏百姓感情，或见怪不怪，甚至充当不法经营者的地方“保护伞”，因此他们也不会羞愧和脸红。再往上一点的有关领导机关的官员应该羞愧和脸红，因为面对百姓反应强烈的问题，面对一些事关重大的突发事件，他们往往发一纸诸如“要规范市场”、“杜绝乱收费”之类不痛不痒的苍白通知，说一声“狼今后不得吃羊”似的警告，事前事后都缺少深入细致的过硬工作和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但是，他们常有“发言人”告诉媒体和大众，我们对某某事情一贯很重视，但解决问题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希望全社会都要重视。看，他们更不会羞愧和脸红。

　　他们都不羞愧和脸红，难道该让北京的部长们脸红吗？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何况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大计的国家和中央部委机关，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无疑承担着更重、更大的责任。诸如执法队伍建设、食品安全监控、企业行为监管、打击违法经营、解决教育不公、治理医疗秩序等等，有关部委既是“龙头”，也是“锁头”。能否有效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和根本利益，是对部委官员执政为民和职务行为的检验。党风正、政风正则民风正，党风政风不正则民风不正。你那里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们坐在高官、高管之位，每天都在思考着什么、作为着什么？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如果他们工作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对履行职责不能殚思极虑、鞠躬尽瘁，对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无动于衷、冷漠麻木、作为不大，甚至失职渎职，那里的部长(有的虽然不称作部长)就应该羞愧和脸红。

　　或许部长们也有满肚子苦衷，例如11个部门没能管好老百姓的一饭一菜，8个部门没能管好一头猪，存在着体制和机制问题，因为部门众多、职能交叉，齐抓共管而“齐抓不管”，你叫谁脸红去？也许正是这个理由，多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却没有一个部门从下到上的一个官员心里难过、日子难过。不过老百姓看身边的问题总爱偏重问题，说那些问题并不是“齐抓不管”，而是有利之处都“齐抓”，无利之处都“不管”。至于政出多门、交叉扯皮，明知流弊严重，为啥不积极解决、主动克服或者管好自身职责上的环节？总之，没有把份内的事情管好，部长还是应该脸红。

　　当然，脸红没红只是一个心理现象，即便红一下脸也不足以代表作为部长级高官的工作反思和行动推力。对负有重要民生责任的部长们,不必亲民般客客气气。据史料记载，当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一些重要会议，在检查到某方面的工作没有落实好或存在漏洞时，就会十分严肃地点名让有关部委的领导站起来，责令其回答本部门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做好、打算怎么办？部长们站起来回答总理的责问，当然不只是回答给总理一个人听，同时也是向人民作出交代。当前，对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于职能部门本应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却失信于民、失职于责的现象，北京的部长们和管理部长的有关部门领导理当站起来就自身的责任向老百姓作出回答。这比红一下脸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