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程序员、魔术师和“星星”孩子的同性与差异

当时看后确实吃惊1

    畸形的“成功学”导致“忽悠”辈出

    张悟本、唐骏、王亚丽、李一、董思阳……最近这段时间，他们是舆论的焦点，因为他们的成功光环遭到了普遍性质疑，他们相继陷入涉嫌造假的舆论漩涡。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成功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核？
　  “忽悠”辈出的时代
　  2010年春节晚会上，魔术师刘谦的表演，是整场晚会最为精彩的一个节目。我们看到这位年轻人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他的手穿过玻璃，拿到了那些钱。
  　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场魔术，但魔术师神奇的手，还是骗过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然而更为奇妙的是，这一档节目出现在春节晚会上，仿佛是一个谶语，预示了接下来将会出现的一系列怪诞的社会现象。
　  更为神奇的魔术，是社会上一些成功人士，他们高明的手段，将神奇地攫取更多的钱财和名声，让刘谦相形见绌。
　  随着“悟本堂”的倒掉，“神医”张悟本的江湖骗子的真面目昭然若揭，一夜之间，从“神医”变成了“骗子”。他的神奇医术、他的华丽言辞，还有那比仙丹还要可爱的绿豆汤，用流行语来说，就是他的“忽悠”手段和工具，统统变成了笑料。
　  张悟本并不高明的骗术，为何征服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实在是发人深省。然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制造“神医”骗局，张悟本并非第一个，而且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据说，包装捧红张悟本的营销团队称，倒了一个张悟本，我们马上可以捧出李悟本、刘悟本。
　  我相信他们并没有夸大其词。并非营销公司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而是在今天，张悟本这样的奇迹般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太容易获得成功了。他们遍及各行各业，个个精通成功之术，并愿意为赢得成功而付出任何代价。
　  在并不太长的时间段里，仅从大众媒体上，我们就看到了诸如王亚丽、李一，以及学界形形色色的抄袭者等一大堆例子，而且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更出人意料。
　  这是一个需要大忽悠并且产生大忽悠的时代。
　  “粉丝崇拜”泛滥
　  公众的势利心理也助长了坑蒙拐骗之徒的胆大妄为。
　  娱乐化媒体的推波助澜，将公众对成功者的尊崇和敬仰，变成了一种“粉丝”式的崇拜。成功人士迅速“明星化”和“偶像化”。只要成功了，只要成名了，无论对错，一律拥护。
　  即使是在文化界，也弥漫着这样一种偶像崇拜的风潮。从“郭敬明抄袭案”和“汪晖抄袭案”中所显示出来的言论倾向，可以看出，学者（作家）明星化，学生（读者）粉丝化，学术不再是求真意志的体现，而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和学术圈利益的再分配关系。
　  公共的学术平台也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个利益小圈子。知识理性被粉丝化的迷狂所代替。因为对象是偶像，所以，他即便抄袭，也还是偶像。对成功者无条件的崇拜和无原则的追随，暴露了公众内心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心理和利益至上原则。
　  唐骏事件看上去似乎这个时代很重视学历，很重视文化知识，以致像唐骏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都不得不去伪造学历。但事实上，所谓学历、文凭之类，也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一些人之所以热切地追求高学历，仅仅是因为它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而并非出自对知识、学术、艺术的热爱和尊崇。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读书也是为了现实的利益。知识从一开始就被工具化。从一开始读书，到后来的专业选择，教育并不培养学生对读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兴趣，而被看做是一种长线投资。在大学里，那些看不到直接利益回报的专业，如人文类，就很少有人问津。而涉及金融、实业、技术类的专业则爆满。
　  由于知识与精神价值相分离，纯粹成为一种追名逐利的工具，那么，得到一份证明知识水平的文凭，跟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无关。它可以成为一桩买卖，哪怕是一桩弄虚作假的买卖，也都无所谓了。
　  惩戒机制缺失
　  骗子无所不在，并非当下中国才有，每个时代都有形形色色的坑蒙拐骗之徒。但当下中国的骗子窃贼却有一种卓然不凡的特殊品格———他们能够在骗局被当众戳穿的情况下，化劣势为优势，变坏事为好事。
　  如前不久发生的“涉嫌学术抄袭事件”。事发后，当事人不去澄清自己的不轨行径，却要去质疑揭发者的动机，把一个抄袭事件提升为思想观念的派性分歧，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
　  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大忽悠们的行径和手段都大抵相似，而在败露之后却毫无廉耻反而显得理直气壮猖獗一时的，却似乎只在当下中国才有。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道德规范还是现代所尊崇的“契约诚信”的法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
　  监管和惩戒机制的缺失，也是造成当下社会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恶劣之风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这也暴露出另一方面的制度弊端。不道德的行径，缺乏公共舆论监督和谴责，也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以致骗子因道德和利益上的低成本，而有可能获得高回报，他们愿意去冒一下险。即使事情败露，他们也依旧可以蒙混过关。每一年都有许多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发，但得到严厉惩处的却很少。
　  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还可以通过某种利益交换而逃避惩处。惩戒机制的缺失，同时也让其他人觉得不公平，乃至产生了不作弊白不作弊、不偷不骗反而吃亏的心理。
　  借助丑闻来赢得舆论关注，这一点可能是娱乐界的潜规则。因为丑闻也有传播价值，媒体可以利用这种丑闻，扩大炒作。作弊者也借机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这种娱乐文化的原则，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准则。文化的“泛娱乐化”，正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给本就虚弱不堪的精神生活以致命的侵蚀。
　  中国式成功神话
　  “打工皇帝”的传奇，奇迹般地演绎了传说中的“穷小子变富翁”、“灰姑娘变公主”的童话故事。现实如同童话一般美好，同时，看上去又是那么真实可信。
　大忽悠们之所以能够忽悠成功，也在于利用了公众迷信奇迹的心理。在“成功神话”的光芒照耀下，暗淡的日常生活似乎充满了希望。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太需要奇迹来赢得成功了。
　  事实上奇迹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欺骗。依靠奇迹成功的人士，跟“骗子”只有一纸之隔，甚至，“奇迹”与“欺骗”往往就是他们的正反两面。
　  在某种程度上说，唐骏式的“成功神话”，仿佛就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奇迹的缩影。以牺牲诚信和核心价值为代价，片面追求速度和成功的奇迹。仅就速度和奇迹方面而言，这种模式就是“中国模式”，一种特殊的“中国制造”。这种中国式的成功人士，如同那些用劣质的材料、粗劣的工艺生产出来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依靠个别媒体的鼓噪和推动，把垃圾变成黄金。
　  可以说，他们以极低的成本，赢得了极大的利润。从营销学角度看，他们是成功的。因此，悟本堂营销部门的说法，自有其道理。但其内在价值却是一派匮乏和空洞。
　  这种畸形的“成功学”，也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制度层面的某些弊端。如果只有奇迹才能够获得成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给公众，尤其是那些出身平凡的公众的机会太少。他们要出人头地，不得不乞灵于奇迹。
　  如果社会不给一个恪守诚信的公民以平等机会，不给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以报偿，那么，就等于是在鼓励人们通过不诚实和不道德的手段来创造奇迹。这就必然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所谓“格雷欣效应”。
　  逆向淘汰机制，破坏了社会健康的人才机制，也败坏了社会的道德肌体。
　  给失败者以尊严
　  在一个尊崇“丛林原则”的环境中，失败者是没有出路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驱使人们不断地去竞争、去赢得成功，无论以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金钱、智力、美色、身体、权力……可以调度的任何资源，只要能够换来利益和成功，都将被人们所征用。
　  而那些缺乏这些资源的社会阶层，必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下风，处于丛林食物链的底端。一旦落败，则一无所有。
　  骗术是畸形“成功学”最为恶劣也最为凶险的一招，它近乎孤注一掷。然而，与骗子文化相伴随的，则是对强权的崇拜。只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才能够保护通过骗术得来的利益。
　  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只是尊崇成功者，更重要的是，它还给失败者以尊严，并始终有机会获得成功。如果不能给失败者以机会和尊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滋生骗子的土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健康的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