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敢于说真话而闻名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被免职后仍然秉性不移。据１１月１４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他在１１月１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了许多真话，其中一句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关于政令不通问题，笔者虽因见得太多而十分麻木，但“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这句话，仍然让我震惊和不安。这再次向我们警示：过于依赖“政令治国”的执政理念，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了。

　　中央决策“有时出不了中南海”，这个问题好像很复杂，但根源上的原因却很简单：中央目前的大多数政令对各级官员都是不利的。如助学贷款这件事，其实质就是让政府出钱，而官员们的孩子却不能享受这笔钱。从更大的方面看，我国改革的主线是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迫使独揽大权的各级政府还权、还利于民，让倾向于既得利益的各种机制和政策逐渐倾向于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多数政令都是在向各级官员身上割肉。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官员们来传达和落实这些并不属于法律的政令，“畅通无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有令不行，中央又只能指望这些官员自己查找原因并自己惩罚自己，这只能导致下一次更大胆的有令不行。

　　其实，这种“政令治国”不但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在所有国家都行不通。但中央政令不通并非就完全是各级官员们天生的没良心、不高尚，而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令治国”机制无法使他们产生主动执行政令的动机和压力，只有走出这种局面，才有可能走出长期的尴尬。怎么走出呢？中央早就为我们指出了种种好办法，如“大力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等等。

　　——从民主方面说，如果我们实现了真正的地方自治，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官员的乌纱帽就掌握在了辖区公众的手里，这时候，即使中央不下文件督促，下级政府官员也因摄于公众的投票权而绝对不敢对助学贷款问题不管不问；从法制方面说，如果国家颁布了非常详细的助学贷款法律，对助学对象有明确的规定，对故意拖着不办的学校或部门有具体的时间限制和惩罚措施，那么，即使中央不很了解下面具体的执行情况，那也不要紧，自有需要国家资助的学生及其家长主动去争取，直至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从市场方面说，如果我们创立某种能够激励有钱人向贫困学生救助基金捐款的好机制，我们就不会总为这笔钱发愁，等等。

　　如果这一切都实现了，那么，许多治国良策以及落实法律的办法都被基层的选民们主动想出来了，并且主动“逼”着官员们去落实了，这时候，中央就没有必要制定那么多政令了，当然也就不存在这么严重的政令不通的问题了。